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“杨公子”。
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,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;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,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,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;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,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。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,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,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……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,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。
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,不过,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。他自幼不缺书读,不仅祖父有藏书,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,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。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,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。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,杨念群的“野心”更是颇有杨、梁的气魄。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,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、悲喜命运。
杨念群。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
中国新闻周刊:先请你介绍一下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: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这部新作品的缘起。
杨念群:以往二十年,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,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。但我认为,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,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。如果要摆脱学界“言必称希腊”的困境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,加以重新解读,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。
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“概念史”兴起的意义。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,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,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。比如“大一统”,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、人口众多,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,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,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。
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,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,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,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。其实古人讲循环,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,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,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。
另外,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“眼光向下”的热潮,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。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,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。因此,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。我试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,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。
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: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中国新闻周刊:近二十年左右,“何为中国”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?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“何为中国”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?
杨念群:当然可归于“何为中国”这个话题范围之内,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“中国”问题的讨论,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。
我一直认为,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。但历史上“中国”内涵不断发生变动,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,常常是建立在“中国”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,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,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。其实对“中国”的使用,历朝历代均不相同。
比如宋明士人使用“中国”的频率相对高一些,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,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。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。
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的热潮,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“中国”。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,但我感到困惑的是,只从外部看“中国”,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。因此,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“中国”观念的演变,但不应局限于对“中国”本身的理解,而是应该把“中国”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。
2022年12月,黄河壶口瀑布。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: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,“清代‘大一统’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,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。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,却至今犹存不灭。令人深思的是,为什么只有‘大一统’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、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?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?”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?
杨念群:第一,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,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,“个人”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,获得某种安全感,“个人”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,这就为“大一统”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。第二,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,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。“大一统”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,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。当然,除了“大一统”外,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比如“天下”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,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,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,至于到底怎么落实,始终众说纷纭,语焉不详。第三,古代“大一统”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,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面相,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,“大一统”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,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。
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。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
中国新闻周刊: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、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,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。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,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“母题”。你的“母题”是什么?
杨念群:我理解你说的“母题”的意思是,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。如果说有什么“母题”的话,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,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。说得更直接一点,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“政治动物”的。
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,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,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。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,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,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。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“政治史”“经济史”“社会史”“文化史”等类别,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,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,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“政治”行为。至少“政治”作为“母题”,具有聚拢其他“主题”的典范作用。表现方式也是有“实”有“虚”,“实”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,“虚”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。
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,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,应该发挥想象力,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“虚”的部分。从某种角度说,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,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,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,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。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,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,但要想确定一个“母题”,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,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,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,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。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“母题”的一个基本要求。(完)
东西问丨超侧卫:航拍近五十国,如何“飞越世界尽头”?****** 中新社北京1月10日电 题:航拍近五十国,如何“飞越世界尽头”? ——专访环球旅行家、航空/航拍摄影师超侧卫 作者 徐雪莹 从极光下的布迪尔黑教堂,到地中海沿岸的中世纪古堡,从“河流之王”亚马孙河,到“世界干级”阿塔卡玛沙漠……五年时间,他飞越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,记录下“世界尽头”的生命脉动。 开启“上帝视角”,世界有何不同?纵贯赤道极地,航拍何以持续?中新社“东西问”近日专访环球旅行家、航空/航拍摄影师超侧卫,探解如何“飞越世界尽头”。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 中新社记者:您在五年时间里,航拍了近50个国家和地区,足迹遍布北美洲、南美洲、欧洲、大洋洲、亚洲、非洲。为何选择无人机拍摄? 超侧卫:选择航拍,除了因为喜欢,还在于,航拍可以呈现不同于平面的视角,从地面上的二维取景上升到空中三维取景。我这本书的名字“飞越世界尽头”,就是指延伸至人所不能及的尽头、攀升至人所不能及的高度。 无人机作为摄影师眼睛的延伸,诸多无法攀登或抵达的山崖,也成为镜头的落点,而且想选哪个角度都可以。我希望能吸引大家去探索世界,同时又不剧透太多,有朝一日大家可以实地去走走。 异星奇景般的冰岛黑沙滩。超侧卫 摄而且,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生活的城市俯瞰是什么景象。航拍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视角,能给大家提供新的视角,看看自己家乡。 我在格陵兰岛航拍到鲸鱼后,把视频导到手机里给丹麦船长看。俯拍后鲸鱼特别大,看得特别清楚。船长很兴奋,他说捕了一辈子鲸鱼,从未像这样用“上帝的视角”看鲸鱼。 鲸鱼妈妈带着小鲸鱼游过。超侧卫 摄在苏格兰北部时,我们曾入住一座私人城堡——都灵城堡(Turin Castle)。傍晚我一边吃晚餐,一边遥控放飞无人机。城堡女主人伊冯娜(Yvonne)看见无人机屏幕,问这是什么这么漂亮,我说这就是你的城堡,女主人非常吃惊。那时夕阳正好刚刚出现,她让我把无人机悬停在古堡上空,自己和管家飞奔去各个房间把灯全部打开。直到现在,伊冯娜的都灵城堡官网上还放着我航拍的那张照片。 都灵城堡女主人把城堡所有灯光都开启。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:以无人机视角俯视各地景象、各座城市,带来哪些特别感受? 超侧卫:无人机提供了很宏观的视角去观察世界。在西藏时,我路过一座非常漂亮的雪山。我把无人机升起来飞过去,看到的景象令我非常震撼。山上的冰川跟冰岛相似,冰岛的冰川沟壑纵横,是一条一条裂缝;这里则是一圈一圈,非常像地理书上的等高线。在这些地球的年轮里,人类显得多么渺小,它一圈可能就是几千年。 冰川之眼。超侧卫 摄借助无人机,还能窥见城市的发展。从空中看欧洲一些地区,可以看到古城和新城的发展差异、古建筑和新建筑之间的风格差异。例如,俯瞰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尔图,能明显看到杜罗河将波尔图老城和加亚新城一分为二。 红顶房屋组成的杜布罗夫尼克古城,被宝蓝色的亚得里亚海环绕,可以直观感受到“亚得里亚海之珠”名字的由来。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:有的地方您会多次前往进行拍摄,其中有变化特别大、使您印象格外深刻的地点吗? 超侧卫:就是冰岛。我前后去了三次冰岛,冰岛的冰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步消失。20世纪以来,冰岛平均气温逐年升高,冰舌融化退却,就算在冬天也难以结成冰。从航拍来看变化非常明显。 浮冰跟随水流渐渐漂流入海,进入广袤的大西洋。超侧卫 摄也有风景因为自然原因而消失。马耳他景点蓝窗,《权力的游戏》拍摄取景地之一,HBO拍电视剧时蓝窗还在,我去的时候蓝窗已经坍塌。2017年大风把它吹没了,很著名的自然景点就没有了。 塞尔维亚德里纳河上,“世界上最孤独的房子”。超侧卫 摄未来,我想尽可能去拍一些国内外对比的风景。很多国外风景都能在中国找到极其相似之处,且中国不输外国。之前我在智利拍的七色山,有网友跟我说像张掖。新西兰“牛奶湖”普卡基湖,西藏的羊卓雍措(藏语意为“碧玉湖”)比它更像牛奶,且有一种独特的天域之美。 羊卓雍措上的一座小岛从空中看像是“地球之心”。超侧卫 摄我之前想拍沙漠,但阿联酋、撒哈拉、摩洛哥都不能用无人机,后来,反而是在新疆吐鲁番鄯善老城南端拍到了。库木塔格沙漠,号称是世界上最靠近城市的沙漠,从鄯善县开车5分钟就能抵达。 库木塔格沙漠以风沙地貌类型齐全和沙丘的轮廓清晰、层次分明为风景特征。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:您在《飞越世界尽头》书中谈及,最艰难的一次航拍是在格陵兰岛拍摄鲸鱼。不同地理气候环境下,航拍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? 超侧卫:拍自然界的东西,难点在于无法预期。特别是拍摄动物,除了跨越千山万水,到达其活动区域以外,还要不惊扰它的正常活动,才能拍到自然状态下生命最原始的样子。整个自然条件,包括动物的习性条件,摄影师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,只能靠蹲守,这个是最辛苦、最具挑战性的。其他的只要你能抵达场地,适应环境,问题都不是太大。 布迪尔黑教堂下欣赏极光是最幸运的事,追逐极光不仅要天时还要地利,一个完美的前景是拍出极光作品的基础。超侧卫 摄我们去格陵兰岛拍鲸鱼时,带了3台无人机,9块电池,才拍到一些难得的画面。鲸鱼每次浮出海面呼吸间隔约20分钟,无人机的电量也就20分钟左右。看到鲸鱼呼气,再去升无人机根本来不及,所以只能先把无人机升起来,凭借鲸鱼呼气喷出的水柱,判断出大概位置后,马上操控无人机去追。一块电池最多只能拍到一次,完全靠赌运气。 鲸鱼出水呼吸后潜入海底高高翘起尾鳍。超侧卫 摄提前选点和即兴拍摄,可能是4:6的比例,但偶然成分更多。若提前跟导游知会一声,导游会提醒适合无人机拍摄的景点,帮忙协调放无人机的场地。但大部分情况是,你并不知道会拍到什么样的画面。此外,考虑到电池电量有限,需要提前规划,作出取舍。 圣约翰教堂是芬兰最大的石砌教堂。超侧卫 摄玩无人机的都说,没“炸过机”的就不算好摄影师。我“炸了”五六台无人机,撞山也遇到过。 中新社记者:身为航空专业毕业生,您为何从航空工程师转行做航空媒体? 超侧卫:我做机务时,比较喜欢用相机拍飞机。后来,机缘巧合下,去新浪做了中国第一个航空频道。做了几年后,我发现航空领域专业鸿沟非常明显。外行人可能对航空业有一些不理解甚至误读,而航空行业人士,有时太深入专业,反而难以用简洁的方式把一些概念向大众说清楚。 我从事航空媒体,包括现在做自媒体,以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形式呈现航空领域内容,主要是想基于我对航空业的了解,把这些看似高深的东西,通过简单的语言普及清楚,让大众了解、理解这些知识,甚至将来可能让自己的孩子从事航空行业。 在世界最大的客机空中客车A380的驾驶舱上俯瞰广州夜景,远处的广州塔清晰可见。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:您曾一人操控5台设备,记录下6架国产C919大飞机“大象漫步”等精彩时刻。航空/航天摄影特别是空对空摄影,和其他摄影类型有何不同? 超侧卫:航空/航天摄影跟普通摄影最大的区别,在于有很多要素制约你靠近被拍的物体,甚至于你不能在公开、特殊的地方进行拍摄。航空/航天摄影,最重要的其实是资源。能把相机放在哪个位置拍,需要花费80%的精力。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·卡帕说过,“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,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。” 空对空摄影,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航空摄影题材。要拍在天上飞的飞机,需要距离很近,这时你需要租一架飞机,把舱门打开,然后让被拍的飞机靠近。这个需要协调更多资源。 航空/航天摄影师必须得到官方许可,这需要很强很深的积累,大家都知道你的经验和技术都到位。我们有专业的设备,可以远程遥控相机,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实行拍摄,这样,官方允许我们把相机放在离火箭五百米或一公里的地方,近距离拍火箭。 去年拍摄C919“大象漫步”时,我操纵5台无人机去拍飞机,本来在很多机场是不允许的。机场就是禁飞区,这是最先决的条件。同时,你的无人机不能靠近跑道,飞机滑过来之后,万一无人机掉下来就会影响飞行。 C919飞机“大象漫步”。超侧卫 摄6架飞机滑过来时,我只有1分钟的窗口期,错过这1分钟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。这时对自己的技术、手的灵敏度、脑子里提前构思好的画面都要有非常精细的了解,一旦上去就能搞定。7倍光学变焦等同于162毫米的长焦镜头横越6架漫步的C919,就是我一直最想要的画面,全程手动控制且仅有一次机会,终于不辱使命。(完) 受访者简介: 超侧卫(本名陈诚),资深媒体人、环球旅行家、航空/航拍摄影师、《罗博报告》航空专家、中国民航大学校外辅导教师、独立航空撰稿人、航空业意见领袖,微博2020十大影响力航空大V。足迹遍布北美洲、南美洲、欧洲、大洋洲、亚洲、非洲,最北深入北极圈、格陵兰、冰岛,拍摄大量图片及视频影像,著有摄影专辑《航空盛宴》,操纵无人机航拍飞行总里程超2000千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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